党的十八大以来，中央加大了对领导干部群体的治理力度，一方面彻查严惩了一大批贪污腐败、违法乱纪的领导干部;另一方面从严从细地规范领导干部行为，从公共权力的运用到个人的食用住行，都进行了一定的限制和约束，权力被陆续关进了制度的笼子。在此厉治背景之下，一些领导干部慨叹为官不易、“官不聊生”，个别领导干部选择了“为官不为”，并成为客观存在的一种现象，严重背离了“三严三实”要求，我们必须警醒起来，坚决做到令行禁止，绝不容“为官不为”挑战“三严三实”。
一、领导干部“为官不为”的表现
领导干部“为官不为”是一种较为普遍现象，全国各地各部门都不同程度地存在。这种现象表现为领导干部在工作岗位上掌握领导权力，负有领导职责和义务，但不能及时、有效、准确甚至不履行工作职责，导致工作延误、效率低，损害党和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，影响了党和国家的形象。
（一）不愿为，懒政庸政。有的干部当“泥菩萨”，“在岗却不在状态，在位却不谋事”，混日子，熬年头，寄希望于按资排辈、组织照顾；有的干部打“太极拳”，不推不动，甚至推而不动，总强调客观因素，不尽主观努力，有问题左躲右闪，遇矛盾上推下卸，对基层需求无动于衷，对群众疾苦麻木不仁；有的干部摆“花架子”，只有“唱功”，没有“做功”，照搬照套，不求实效，用会议贯彻会议，以文件落实文件；有的干部设“软钉子”，借故推脱，出现了“门好进了、脸好看了、可事难办了”“不吃、不拿、也不干”等现象。一些地方给了钱、批了项目、供应了土地却没有用，就是典型的不作为现象。
（二）不会为，本领恐慌。有的干部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犯怵，新常态要求领导干部依据客观实际，遵循客观规律，搞经济建设要理性，但绝不能成为畏难的托词和失职的借口，更不能成为“为官不为”的挡箭牌；有的干部面对新的政绩观茫然，为怎样对待GDP而纠结，如果继续抓GDP，担心被视为急功近利，吃力不讨好；有的同志对简政放权不适应，依然用行政的“手”干预市场的“手”，面对权力清单、负面清单、责任清单，如同套上“紧箍咒”，浑身不自在；有的干部对依法办事感到恐慌，面对复杂的人民内部矛盾束手无策，瞻前顾后，患得患失，等待观望，消极应付。
（三）不敢为，明哲保身。有的同志怕“惹事”，得过且过，信奉“只要不出事，宁愿不做事”“不求过得硬，只求过得去”“不做事没事、做事会出事”；有的同志怕“出事”，听之任之；有的同志奉行“多栽花少栽刺”的好人主义，是非面前不开口，遇到矛盾绕着走，尤其对那些会告状的恶人、会办事的能人、有交情的自己人，无原则迁就，无底线退让。
（四）不担当，精神懈怠。有的领导干部缺乏政治担当，面对大是大非态度暧昧，对错误思潮听之任之；有的领导干部缺乏责任担当，回避矛盾推卸责任；有的领导干部缺乏事业担当，做稳当事当太平官，面对政绩工程，只怕得罪上级，不怕激怒群众，即使生态环境、群众利益受到严重侵害，也不敢抵制，甚至为其推波助澜；有的干部采取极端的方式对待政商关系，从过去的“勾肩搭背”变成了“背对着背”，视商人、企业家为洪水猛兽，避而不见或者“软拒绝”，这说到底还是缺乏担当精神，把自己的“羽毛”看得比事业重。
二、领导干部“为官不为”的原因
领导干部“为官不为”表现形式是多样的，形成的原因是极其复杂的。从一定意义上来看，为官不为堪比严重的腐败行为，是失职渎职的另种表现，它的危害是极大的。
（一）患上“反腐恐惧症”，心神不定而不为。党的十八大以来，中央不断加大反腐倡廉力度，查处了一批大案、要案，对一些腐败分子起到了强大的震慑效果，对整个干部队伍起到了很大的警示作用。但一些领导干部在受到教育的同时却对此进行了误读，把反腐倡廉和干事创业对立起来。比如，争资立项工作，以前是拼命“跑部进京”、“跑厅进省”，千方百计跑资金，全力以赴争项目，但现在以“风声紧了，要求严了”为借口，再也不去跑了，再也不去争了，甚至有些资金、项目即使上级准备给了，这些领导干部也想法推掉。
（二）把守规矩和干事创业对立起来，因行为受限而不为。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来，针对群众反响强烈的问题，中央和各级党委、政府出台了规范领导干部行为的一系列规定。这些规定对规范领导干部行为起到了重要作用，也得到了基层群众的广泛认可。应该说领导干部有了规矩不是无所作为，而应当更加有为。但在实际工作中，一些领导干部却把中央和各级党委、政府的规定当成“为官不易”的理由，在其位不谋其政。这些领导干部为避免“事多错多”，追求“少办事少担责”，想尽法子不办事、少办事。职责范围内之事，能躲就躲、能推就推。有些能马上就办好的事情，非要群众再跑一趟，甚至拖拖拉拉超过办事时限，一次性告知不到位，让群众办事来回跑、多次补件。过去群众形容机关“门难进、脸难看、事难办”，现在感到机关“门好进、脸好看、事不办”。
（三）对新《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误读，政绩观偏差而不为。2014年颁布实施新的《条例》，明确了干部选拔任用的指导思想、基本原则、目标任务。强调要改变“唯GDP政绩观”考核评价模式，要全面客观地对领导干部政治品质和道德品行、科学发展实绩、作风表现、廉政情况等方面的考察，用较大的篇幅明确了实绩考察的内容，对防止简单以GDP评价政绩作了明确规定。但个别领导干部因此政绩观产生了偏差，干事想法和态度走向了另一个极端，简单地认为不以GDP论英雄，就是不要GDP、不要经济增长了。另外，新出台的《条例》突出了党管干部原则，强调党组织从干部选拔任用的启动环节就应当发挥领导和把关作用，不唯分，也不唯票。对此，个别干部认为学习没有什么用了，搞好群众关系更没有什么用了，只要班子成员满意，和主要领导搞好关系就行了，因而出现了廉而不勤，不想作为的庸政现象。
（四）借口前任领导留下“包袱”，没有干事空间而不为。前些年，一些地方领导干部在任期间，唯GDP是瞻，片面强调发展，为了体现自己的政绩和能力，违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，大搞政绩、形象工程，大搞招商引资、虚假投资，留下了大量的地方债和不良借贷。这些领导离任了，新的领导上任后，以往更多的则是通过“修改”前任思路、“调整”前任布局、否定前任规划来树立权威、展现能力，而目前更多的则是维持现状，不去谋划新的发展思路。有的新任领导同志抱怨道：前任领导把该调整不该调整的干部都调整了，该花的不该花钱的都花了，该用不该用的土地、资源都用了，现在是两手空空，我们来了还能干啥！
三、领导干部“为官不为”的治理对策
当前，“为官不为”的消极影响、巨大危害逐渐显现，也成为全党、全社会共同关注的热点、难点问题。各级党委、政府和组织、人事等部门要高度重视领导干部“为官不为”问题，将其列入重要日程，切实加强领导，落实责任，精心安排，周密部署，坚持多措并举、标本兼治，从思想上、制度上、组织上等各个方面，采取有力措施，切实把这一问题解决好。
（一）“开展“三严三实”教育，让官员“不想不作为”。要结合学习焦裕禄、谷文昌等先进典型的事迹，在全党弘扬“三严三实”精神，形成说老实话、办老实事、做老实人的浓厚氛围。要结合思想工作实际，聚焦“为官不为”问题，大力倡导做人要实。做人要实：不仅体现在不做什么，而且体现在做什么；不仅体现在循规蹈矩，而且体现在开拓创新；不仅体现在独善其身，而且体现在敢于批评；不仅体现在埋头苦干，而且体现在开明开放；不仅体现在低调做人，而且体现在扎实做事；不仅体现在尊重上级，而且体现在敬畏百姓；不仅体现在不说假话，而且体现在敢说真话；不仅体现在慎用权力，而且体现在敢于担当。
（二）进行专项集中整治，让官员“不敢不作为”。制定具体禁令，广泛组织学习宣传，明确“为官不为”范畴，从而自觉把握底线；开展警示教育，剖析典型案例，明辨是非，认识危害，引起警醒；严明组织纪律，勤督查、多暗访、常曝光、严查处，对“为官不为”现象严格问责、严肃执纪，视其情节进行诫勉谈话、通报批评、调整工作岗位、责令辞职，直至纪律处分。
（三）深入改革体制机制，让官员“不能不作为”。修改完善党政机关“三定方案”，科学合理地定机构、定编制、定职能，切实解决机构臃肿、人浮于事问题，消除“为官不为”的生存土壤；简政放权，规范用权，落实权力清单、负面清单和责任清单，为权力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戴上“紧箍咒”；实行政务公开，把内容、要求、流程、结果等置于“聚光灯”下，主动接受社会监督。
（四）树立正确用人导向，让官员“主动去作为”。提供竞争平台，把改革发展重点领域、急难险重工作项目当作主赛场，让党员、干部在公开公平环境中赛作为、比担当；坚持以实干论英雄、凭业绩用干部，体现“干与不干有区别，干好干坏不一样”，坚决纠正和克服跑官买官、任人唯亲、按资排辈、平衡照顾等用人上的不正之风，使有为者有位，担当者重用，不让老实人吃亏；完善民主推荐制度，科学把握“群众公认”，防止简单“以票取人”，不让投机钻营、好人主义得好；建立基层干部关怀机制，组织要为实干者撑腰、为担当者担当，对在大胆探索、攻坚克难过程中存在工作失误的干部要理解宽容，对因坚持原则、敢抓敢管而被诬告的干部要及时澄清、伸张正义，不让担当者寒心。
我们可以允许失误、宽容失败，但决不允许不谋事、不干事，决不允许不发展、不改革，决不允许遇到困难就轻言放弃、举手投降。要运用“三严三实”这个有力武器，进一步强化广大干部的担当意识、创新意识，坚决扫除为官不为的思想障碍，大胆消除担当上的“怕”字，思维方式上的“旧”字，工作作风上的“虚”字，用“三严”祛歪风、以“三实”聚正气。只有坚持做到严以修身、严以用权、严以律己，才能推进作风建设；只有始终做到谋事要实、创业要实、做人要实，才能创造出经得起实践、人民、历史检验的实绩，也才能涤荡官场中的为官不为之乱象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