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期，媒体报道了首都机场集团原总经理李培英贪污、受贿一审被判处死刑案。该案是近年来较为少见的一审被处以极刑的职务犯罪案件。在人们的印象中，贪污、贿赂类犯罪分子处罚并不过重，相当比例的犯罪分子被处以缓刑，被处以死刑的较为少见，因而引起舆论关于对贪官处罚过轻的议论。在此背景下，“两高”于近期出台了《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、立功等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》，目的在于从严掌握职务犯罪自首、立功等法定从宽情节的认定，以防此类情节被滥用而导致对职务犯罪人的处罚太轻。李培英案的审理，是否预示着对职务犯罪予以从严惩治的司法工作方向，有待观察。但从相关报道来看，此案反映出职务犯罪司法审理的若干新动向抑或新情况，值得关注： 
     一是如何平衡掌握贪污罪与受贿罪之间的刑罚。刑法对贪污罪与受贿罪设置的刑罚是同一的，对犯受贿罪的，根据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，依照贪污罪的规定处罚，索贿的从重处罚。李培英案在定罪量刑上的一大争议就是，一审法院认定其贪污8250万元，数额特别巨大，情节特别严重，依法应当判处死刑，鉴于其贪污赃款已全部追回，对其判处死刑，可不立即执行；又认定其受贿2661.44万元，受贿数额特别巨大，且具有索贿情节，给国家造成的经济损失特别重大，因此，不足以从轻处罚，应依法严惩，判处其死刑。贪污数额在千万以上，早已远远超出刑法对贪污所设置的最高法定刑，属于情节特别严重，应处死刑。死缓是死刑的执行方式，是给予不需要立即执行死刑的犯罪分子一个求生的机会。受贿数额在千万以上，同样要处以最严厉的刑罚即死刑。而索贿是一个法定从重处罚的情节，虽然贪污数额远超过受贿数额，但因为有索贿情节，一审法院对贪污处以死缓，而对受贿罪处以死刑，在法理上是站得住脚的。同时依据“两高”最新的意见，贪污案件全部退赃或大部分追缴的，一般应当考虑从轻处罚，而受贿案件赃款赃物全部或者大部分追缴的，视具体情况可以酌定从轻处罚。此即表明，赃款赃物追缴的情节在贪污案件中对量刑的影响力要超出受贿案件。 
    二是如何准确认定贪污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。贪污罪表现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，侵吞、窃取、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。近年来，慑于国家惩治贪污贿赂犯罪的高压态势，行为人贪污的手段越来越隐蔽，手法也越来越高超，以借款或以单位名义理财的形式成为掩饰贪污目的的重要犯罪方法。这就要求司法机关在查处贪污犯罪时，必须弄清楚贪污罪与挪用公款罪的界限。对那些假借单位名义借款给他人，但单位决策机构并不知晓，仅行为人本人或很有限的几个经手人知道，款项长期在外不归的，如果证据充足的，应当认定为贪污罪。当前少数国有公司财务管理混乱，公司领导搞“一言堂”，将个人的意志凌驾于单位意志之上，虽然他们是以单位名义放款，但是要注意严格把握“名为借款实为贪污”的贪污罪成立要件，着重是从单位正常程序是否控制这些款项的走向，如果已经失控的，应当认定是贪污犯罪。 
    三是如何恰当评价受贿罪的法定与酌定量刑情节。所谓受贿罪的法定量刑情节，是指包括数额、自首、立功、索贿等在内的刑法明确规定的予以从宽或从重处罚的量刑情节，所谓受贿罪的酌定量刑情节，是指刑法所没有规定的包括认罪态度、退赃、赃款使用去向等客观上可能影响刑罚轻重的情节。从效力上讲，法定量刑情节优先于酌定量刑情节。司法实践中，有些犯罪分子将受贿赃款用于资助助学或其他类似公益性事业，这些行为本身并不能改变受贿犯罪的性质，但可以作为酌定从宽情节影响对行为人的量刑。如果犯罪分子既有法定从重处罚情节，例如索贿，又有个别酌定从宽处罚情节，司法机关可能仍然要根据案情对犯罪分子处以较重的刑罚，这也是合乎刑法基本理论的。



来源：新华网